“有贫民区的城市，并不就会比其他城市矮一头，相反却是尊重农民工等城市贫民的自由，给予城市贫民福利。”

　　13日上午，知名学者清华大学教授秦晖，在深圳做客南都公众论坛，发表《城市化与贫民权利》的主题演讲。（详见今日本报B02版）

　　■王攀（评论员） 

　　秦晖用《城市化与贫民权利》总领他的演讲，其实已经非常明白地告诉了我们，为何纽约、洛杉矶、伦敦、孟买等大城市有而我们的城市没有贫民区的原因：城市贫民权利的匮乏。 

　　以同为发展中国家的印度为例，其首都孟买之所以大量存在贫民窟，原因是印度法律保护贫民的乞讨权和迁徙权。在印度，居民可以自由流动，一个人在一个地方住下来，只要一定时间内没有人以正当理由将他赶走，那么他的居所就受法律保护。于是，在印度大城市无人主张权利的角落或其他公共地方，穷人搭建窝棚，一定时间后就成了“贫民窟主”，与城市高档房屋的“富人业主”，互不干涉。 

　　相反，我们的土地尽管属于国家、全民所有，城市管理者也只是受全民托管而已，但管理者却掌握着土地支配权，通过各种形式不断地承包个人或企业，而那些没有承包的土地也只是一个虚妄的全民所有而已，管理者可以随时主导土地的用途。这样，拥入城市的流浪者，如果在高楼大厦旁边搭建窝棚，不仅可能遭到高楼大厦业主的反对，就是城市管理者也会以影响市容为借口而毫不留情地拆掉，而随便对乞讨、流浪人员的限制、驱逐的事更是普遍发生。 

　　一无所有者不能在城市蜗居久安，就是低收入者随着城市化而变得居住艰难。中国尽管没有真正意义上的贫民窟，但长期以来城中村仍担负着贫民区功能，即，外来的低收入者租赁城中村简易楼房，成为贫民区。富人购买高档楼房居住，穷人租赁城中村蜗居。但令人遗憾的是，在城市化名义下，近年来各城市都加大了对城中村的改造，原来的简易楼房被高楼大厦取代，囊中羞涩的外来穷人支付不起房租，不得不选择外迁，于是，城中村担负的贫民区功能消失。在我看来，城中村的高档化改造是以城市化名义驱赶城市贫民，直接后果是城市贫民居住空间萎缩。 

　　总之，无论是流浪者不能在城市搭建窝棚成为“贫民窟主”，还是城中村改造后外来穷人支付不起居住成本，都是城市贫民自由迁徙和居住权利的匮乏造成的。因此，如何在城市化进程中保障外来贫民的权利，比城市建个贫民区更为重要，而这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之道。